第797章 内廷的崛起（2/3）
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
由于宣德帝的这个举动，使得声鹤唳的内侍很快就安下心来，行事也随之变得收敛，不敢再在地方上飞扬跋扈，可与地方上的武官员依旧摩擦不断，毕竟他们代表了宣德帝的权威岂能在地方上无所事事？只不过谁也不敢再把事情闹大而已。
从教小内侍识字的内书堂的一幅对联上，可以看出宣德帝对内侍的劝勉和告诫，上联是“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是“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鉴于以往宦官乱政的惨痛史实，宣德帝深知宦官掌握兵权的害处，曾对身边的重臣说过：“用将在专，若令此辈（指宦官）预兵事，必挠其权，安能成功？”
故而，虽然那些镇守太监权力很大，有些人足以压制住统兵官但却没办法掌控军队，但由于内阁的牵制始终无法掌控朝政，而内阁与宦官除了极少数时间能和平共处外，绝多数时间都水火不容。
这使得有明一代宦官都未能成功把控住军权，即便是权势滔天的刘瑾和魏忠贤都没做到这一点，大不了假借皇帝的名义来压制内阁和五府都督、六部堂官。
说到底，在明代宦官只不过是依附于皇帝，被皇帝用来制衡和掌控朝政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有内阁和六部堂官的制约下无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员以掌控朝政，而武百官畏惧的是宦官背后的皇权而不是宦官。
因此，无论权势再大的宦官一旦在皇帝面前失势，那么顷刻之间就会掉了脑袋，其党羽也会被迅速铲除。
例如刘瑾，正德帝被其飞扬跋扈和横行无忌所激怒，一声令下权倾朝野的刘瑾就人头落地，至于天启一朝由于天启帝的信任而无人能扳倒的魏宗贤，崇祯帝登基后一纸诏书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使得其客死他乡。
故而，虽然宣德时期的宦官比永乐时期权限更大，但由于宣德帝勤政爱民，加上金英、王瑾和范弘等人老成持重，秉性端良，这使得宦官们不敢太过放肆，无人胆敢专权，不过宦官的势力已然在宣德帝的扶持下崛起，隐然有与内阁、五府六部相抗衡之势。
李云天敏锐地注意到了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对那两名宦官的厌恶，不由得暗自摇了摇头，朝中无论是官还是勋贵都看不起内廷的那些阉人，认为其不过宫里的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此以往双方必定会在宣德帝驾崩后爆发激烈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立国后洪武帝对宦官极力打压，也颇为鄙夷，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不仅如此，洪武帝还规定内侍毋许识字，并于洪武十七年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移往来”。
可惜的是，永乐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都打破了洪武帝的禁制，进而逐渐促使了内廷的崛起。
正如李云天现在所担心的那样，历史上，宣德帝驾崩后，由于继位的正统帝年幼，故而宠信自幼陪侍的宦官王振，使得王振权倾朝野，内廷势力急剧提升，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役的发生。
与朝中的官集团和勋贵集团不同，李云天自永乐帝时期起就与宫中的宦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很清楚宦官的崛起不可阻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明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此与其跟宦官对抗倒不如选择合作，这样以后无疑会少很多麻烦。
而且，李云天由于常年在外征战，再加上讲武堂的地盘主要在西南、关外和河套漠南这些偏远之地，因此与宦官和五府六部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也使得他得以从双方的争斗中脱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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